著名金石学家容庚的艺术生涯，是一段充满矛盾与探索的旅程。在他的学术生涯中，金石与书画始终是他内心深处的“两大癖好”。然而，在北平生活的二十多年里（1922-1946），容庚因金石文字学获得学术身份的同时，书画却成为了他刻意疏离的“非学术”领域。
容庚的学术志向是成为研究“尽天下古文奇字”的金石文字学家，而非书画家或书画鉴藏家。在他寻觅金石学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书画逐渐退居幕后，成为学术之余的消遣。然而，书画鉴藏与创作的契机一旦重启，容庚又陷入了对书画的“自戒”纠结之中。
在探讨容庚与金石书画的关系时，我们不得不提及清代以来的“金石入画”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使书画从古代金石碑版中汲取古拙之风，开辟了以写意形式表达精神内涵的新画路，成为中国美术史中“与古为新”的重要尝试。
容庚对“金石书画”的态度，并非是对参入金石趣味书画的看法，而是对金石与书画两个门类之间关系的理解。这种关系体现了作为现代职业知识人的容庚，在金石学者身份认同与书画鉴藏行为之间的紧张感。
容庚的学术志向明确，但在其北平学术生涯的最初十五年里，他几乎“不言书画”。然而，书画收藏在他的人生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与他晚年的自述形成了鲜明对比。容庚晚年不仅详细回顾了自己的收藏生涯，还列举了大量书画藏品，显示出他对书画藏品的深厚情感。
容庚的书画收藏重启于1936年，这一契机源于他编撰《颂斋书画录》等书画鉴藏著作。这些著作不仅为他的书画收藏提供了动力，也使他重新体验到了书画带来的乐趣。然而，即便在重拾书画之好后，容庚内心仍对金石与书画的精力分配感到纠结。
在北平沦陷期间，容庚的金石收藏受到严重影响，但书画收藏却因此得以扩大。这一时期的容庚，在金石学之外，更多地投身于书画鉴藏与创作之中。他既为书画带来的内心怡悦所陶醉，又为金石学家的身份认同而感到愧疚。
容庚的纠结心态在他晚年的自述中得到了体现。他多次提到自己对书画的痴迷与对金石学的愧疚并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容庚逐渐接受了书画在其学术生涯中的地位，甚至将其视为抵抗残酷岁月的精神动力。
最终，金石与书画在容庚心中从对立走向统一，成为他学术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书画不仅为他提供了内心的安宁与愉悦，也成为了他晚年学术探索的新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