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各大高校在探索教师管理机制上迈出了新的步伐，纷纷推出了“非升即走”、“分级流动”及“末位淘汰”等制度，以期优化教师队伍结构。然而，这些措施也引发了社会对于青年教师生存状态和心理压力的广泛讨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李孝轩指出，当前高校“非升即走”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如评价标准过于单一、导致低质量研究成果泛滥、过度强调科研而忽视教学、管理层面轻视教师权益保障以及过度强化淘汰机制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和积极性，也对高校的学术生态产生了负面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李孝轩提出了以下改革建议：首先，应改革高校人才评价体系，根据不同学科和岗位特点，建立多元化、分类化的评价体系；其次，改革科研支持机制，打破“唯帽子”论，鼓励教师开展实质性研究；再者，完善年轻教师在住房、婚育、子女抚养等方面的基本保障，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最后，加强青年教师的心理服务，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
“非升即走”制度，即新进教师在入校时签订一定期限的预聘合同，期间需完成教学、科研等任务，达标后方可转为长聘。该制度旨在打破传统的“铁饭碗”，引入竞争机制，激发教师队伍活力。然而，随着“双一流”高校和部分地方院校的广泛推行，该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变形。
一方面，“走”的比例过高，部分高校在人才引进中采取“量进量出”的策略，导致大量青年学者在中年时期面临二次求职的困境。有报道指出，某南方高校6年内引进了8000余名“特聘研究员”和“师资博士后”，但最终只有少数人能够留下。另一方面，“升”的标准过于单一，部分高校在考评体系中片面强调科研成果，尤其是论文所发期刊的层次和项目资助单位的级别，这与当前破“五唯”的导向相悖。
“非升即走”制度的异化不仅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还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高校的学术生态。一些教师为了赶在预聘期内完成任务，不敢尝试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倾向于加入知名学者的团队，这不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同时，考评导向的失衡也加剧了教学和科研的分离，部分教师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科研中，而忽视了教学育人的重要性。
严格的考评机制和过高的淘汰率也给青年教师带来了巨大的职业压力和心理负担。许多青年教师自嘲为“学术民工”和“科研临时工”，在紧张的科研节奏中身心俱疲。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职业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对高校的学术氛围和教学质量产生了不利影响。
尽管“非升即走”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制度在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激发教师活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因此，关键在于如何进一步完善该制度，解决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政协委员李孝轩的建议得到了许多网民的支持，也为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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