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两会热议的话题中，就业市场中的“第一学历”歧视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袁亚湘对此表达了深切关注，并在3月9日接受了中青报的独家专访。
袁亚湘指出，当前人才选拔机制中过度看重“第一学历”，甚至将其作为唯一标准，这不仅扭曲了人才评价的公正性，也违背了人才成长的自然规律。他呼吁，应通过立法、强化监督以及社会共治等多种手段，推动人才评价体系回归到以能力为核心的本位。
袁亚湘强调，当一些普通高校毕业生即便拥有顶尖高校的硕士或博士学位，却仍因“第一学历”而被拒之门外时，这反映出我们的人才评价机制已经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通过深入调研，袁亚湘总结了“第一学历”歧视的三种主要表现：一是明确要求应聘者毕业于985、211或双一流高校；二是优先录取毕业于这些高校的学生；三是对非985、211或双一流高校的毕业生设置更为苛刻的招录条件。尽管相关部门已多次明文禁止招聘信息中出现“985”“211”等限制性表述，但隐性歧视现象依然普遍存在。部分企业以模糊表述替代，或在简历筛选、面试环节设置隐形门槛，甚至为“985”“211”毕业生提供特殊福利，进一步加剧了学历歧视。
袁亚湘列举了一组令人深思的数据：某人力资源机构对1300名硕士及以上学历求职者的调研显示，70%的受访者遭遇过企业对“第一学历”的限制性要求，本科毕业于985/211院校的求职者成功获录比例是非985/211院校毕业生的1.8倍。另一份针对武汉七所重点高校的调研则发现，第一学历为“211”大学本科的硕士毕业生起薪比非“211”大学本科高11.8%，歧视性因素导致的起薪差异占比高达62.51%。
袁亚湘指出，“第一学历”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概念。教育部在多次答复中明确表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通常所说的“学历”是指个人获得的最高或最后的学历。这一回应无疑是对“第一学历”歧视的有力反驳。
袁亚湘进一步分析，“唯第一学历”的本质是“唯出身论”，它忽视了个人能力和实际贡献，其危害已渗透到教育生态与社会发展的多个层面。这不仅导致“双非”高校毕业生被贴上负面标签，减弱了普通本科院校学生通过考研、进修提升自我的动力，还加剧了“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偏见，不利于职业教育改革和技能型社会的发展。它还加大了教育优质资源的争夺与教育竞争压力，将升学和就业压力传导至义务教育阶段，加深了高校之间的等级分化，加剧了社会对研究生阶段人才培养质量的信任危机。
面对2025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22万人的严峻就业形势，袁亚湘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一是加速推进《反就业歧视法》等立法进程，从法律上保障所有大学生享有同等就业机会；二是确保用人单位在招聘与晋升机制和政策中明确非歧视条款，对滥用“第一学历”等隐性歧视行为实施惩处措施；三是明确“第一学历”受歧视者公益诉讼程序，引导受歧视者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进一步推动社会公平性与包容性。
袁亚湘反复强调，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是调整人才评价指挥棒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个奋斗者的努力都被公平衡量，真正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