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易经》，其深邃的哲学理念对中国书画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探讨易经思想如何在书画创作中得以体现，揭示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首先，阴阳辩证的哲学观是《易经》的核心，这一思想在书画创作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书法中的提按顿挫、绘画中的枯湿浓淡，都巧妙地体现了阴阳相济的平衡之美。例如，王羲之的《兰亭序》中，刚劲与飘逸的笔法相互交织，而郑板桥的竹画中，虚实相生的墨色对比更是将阴阳之道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国画中讲究的“计白当黑”，以留白之处暗藏生机，与《易经》中的“无中生有”思想不谋而合，南宋马远的“一角山水”构图便是最佳例证。
其次，《易经》八卦的符号系统对书画艺术的符号化表达产生了深远影响。书法线条的象征性，如卫夫人《笔阵图》中所述“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及张旭狂草中连绵回环的笔势，都可以视为卦象语言的抽象表达。文人画中的梅兰竹菊，不仅描绘了自然物象，更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如八大山人画中的鱼眼上翻，便以“离卦”之象隐喻遗民孤愤。
再者，《易经》中的变易之道也渗透于书画创作的全过程。书法创作中的即兴书写，如颜真卿《祭侄文稿》中的涂抹痕迹，保留了情感的真实流动，与《易》中的“时中”智慧相契合。水墨画的“泼墨”“破墨”技法，追求自然晕染的意外之趣，正如《易·系辞》所言“阴阳不测之谓神”，黄宾虹晚年的山水作品便是这一思想的完美诠释。
《易经》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更是推动书画创作超越形式，追求物我交融的艺术境界。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身即山川而取之”，与《易》中的观物取象思维方式相呼应。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更是通过数年的游观体悟完成，实践了“仰观俯察”的易学方法论。谢赫六法之首的“气韵”说，实为《易经》中“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的气论在艺术中的转化，徐渭大写意花卉中的奔腾生气，正是易经生命哲学的生动展现。
五行理论作为《易经》的延伸体系，在书画中也有着隐性体现。青绿山水与木、土之色相对应，朱砂点染则暗含火德，敦煌壁画中的五色并置更是遵循了五行相生的原则。在材质选择上，宣纸的“水晕墨章”特性对应水性，端砚石质的刚中带柔则体现了金土相生的宇宙观。
《易经》思想为传统书画提供了深厚的哲学支撑，使其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成为了“载道”之器。在当代艺术语境下，重新审视《易经》与书画的关系，不仅能够深入理解传统艺术的精神内核，更为艺术创新提供了宝贵的文化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