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艺术的浩瀚长河中，众多书法大家的名字犹如璀璨星辰，照亮了历史的天空。从秦代的李斯、汉代的蔡邕，到两晋的王羲之，再到隋唐的欧阳询等，他们的笔墨成就了书法史上的不朽传奇。然而，在故宫博物馆的匾额题写上，郭沫若的书法是否真的能与这些大师比肩，甚至超越，成为了书法界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郭沫若，这位文学与书法兼具才华的大师，在留学日本期间深受外国文学熏陶，泰戈尔、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激发了他对文学的热爱。在文学领域，郭沫若的造诣无疑是非常深厚的，他的文采飞扬，作品广受赞誉。同时，他的书法也独具特色，被誉为“郭体”，在书法界占有一席之地。2015年的一场拍卖会上，郭沫若的书法作品《建设》以高价成交，再次证明了其书法的珍贵价值。
故宫博物馆的匾额，作为历史的见证，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在故宫改建为博物馆之初，“故宫博物院”这几个大字便由李煜瀛所书。李煜瀛的父亲李鸿藻是民国时期公认的国学大师，因此李煜瀛的书法也颇具气势。然而，由于李煜瀛在历史转折时期支持反共，其名誉受到了一定影响。尽管如此，他书写的“故宫博物院”依然被视为故宫的珍贵历史遗产。
1971年，郭沫若受邀为故宫重新题写“故宫博物院”匾额。他早年习得的“颜体”为其书法打下了坚实基础，但在题写时，他选择了行书这一书写风格。行书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既保留了楷书的工整，又融入了草书的流畅。郭沫若的行书题字显得更具个性，与老匾额的庄严肃穆相比，显得更为亲民、灵动。这一变化也引发了关于故宫形象定位的广泛讨论，有人认为老匾额更适合展现故宫的庄严历史，而新匾额则展现了故宫的亲民与历史诠释。
在书法艺术的评判上，往往难以简单分出高下。新匾额与老匾额各有其独特魅力，都在书写着故宫的历史与文化。它们都是历史的象征，都在向世人诉说着故宫博物院的故事。无论是庄严肃穆的老匾额，还是亲民灵动的新匾额，都是书法艺术与历史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