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商业版图上,从无到有,商业模式与技术创新的征途依旧宽广。回溯至二十年前,当中关村被寄予厚望,欲打造“中国硅谷”之时,外界质疑声四起。彼时,中关村不过是一条电脑装机与维修的街巷。然而,时光荏苒,昔日在此售卖刻录机的刘强东,已将京东推向美股市场,书写了一段商业传奇。
追溯至20世纪末,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萌芽阶段,搜狐、携程等企业应运而生,阿里巴巴与腾讯亦随之崛起。这些企业,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美国硅谷商业模式的模仿与借鉴。而后,字节跳动凭借个性化算法在内容领域独占鳌头,其成功之道亦不乏对美国扎克伯格公司的参考。无论是阿里巴巴、拼多多,还是抖音,这些互联网巨头在构建社会与商业技术体系时,均吸取了美国消费零售的经验,如沃尔玛、Costco、Best Buy等。
然而,人均GDP的差异,导致中美两国互联网盈利模式大相径庭。在美国,YouTube通过售卖电话卡、保险、大学服务等行业广告盈利,Netflix与HBO则依赖会员费。反观国内,影视巨头如B站、爱奇艺、腾讯视频,仅凭会员费难以维系盈利。对于人均GDP一万多美元的经济体而言,无论是B端还是C端,收取会员费均非易事。B端市场同样面临盈利困境,飞书、钉钉等企业,甚至难以收取人均50元的会员费,用户为使用免费版,不惜频繁断线重连。
在此背景下,抖音的成功尤为引人注目。它凭借内容分发与个性化推荐,将自己塑造成内容电商平台,跻身国内四大电商之列。阿里系、京东、拼多多与抖音的成功,皆因它们成为了中国的沃尔玛、Costco、Best Buy,覆盖衣食住行等全方位消费。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未能及时孕育出线下零售巨头,从而让互联网公司抢占先机,构建了14亿人的消费零售生态。
从市场角度看,中国人口众多且密集,为互联网公司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同时,劳动力成本低廉,使得低价且高效的物流服务成为可能。相比之下,美国电商虽起步早,但需为快捷物流服务付费。这是中国市场的优势,亦是挑战。对于依赖会员费而非广告费的互联网公司而言,长期盈利成为难题。电商平台多通过广告位招商向B端收费,而直接向用户收费的互联网公司,无一不面临严峻挑战。
中美两国在互联网技术运用上亦存在显著差异。美国企业热衷于探索新技术,如Uber的高效调车数学模型、Palantir的大数据网络防诈骗、SpaceX的太空任务承接,以及近年来的人工智能颠覆式创新。而中国互联网创业巨头,除大疆、旷世科技、字节跳动外,多致力于用互联网和手机改造传统行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现有商业模式与技术壁垒已被打通,技术门槛降低,资金与流量成为决定因素。因此,近年来涌现的生活服务互联网公司,多依赖阿里、腾讯、百度的支持。
然而,随着市场饱和,互联网行业正面临增长困境。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变革未能有效提升人均收入,收入增长放缓又难以反哺消费,形成恶性循环。互联网对社会与商业的改造能量,以及对人们收入的提升作用,或被高估。过去,阿里巴巴提出新零售、新金融、新消费概念,押注消费升级,期待人均GDP达到美国水平,创造更大变革。但现实并非如此乐观。许多人对互联网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只要延续并突破硅谷技术,就能实现持续增长,甚至孵化出更多“阿里”与“腾讯”。然而,中国互联网的上限,实则受限于国内消费零售市场,而这一市场已接近饱和。
近年来,字节跳动、美团等企业不断蚕食传统互联网电商平台市场份额,拼多多崛起抢占京东与阿里市场,抖音商城又进一步瓜分市场。在消费降级、人均收入增长乏力的大环境下,互联网公司开始内卷。即便是互联网+汽车等智能生态,最终仍聚焦于传统家电产品,而非新技术。市场饱和意味着互联网行业或已步入尾声,若无新故事与技术支撑,前景堪忧。
QuestMobile报告显示,截至今年8月,国内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达12.43亿,腾讯、阿里分别位居总去重用户量前两位,微信与淘宝月活跃用户分别达10.61亿与9.26亿。增长已逼近天花板,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变迁史见证了数十年的风雨兼程。在某些领域,我们已超越硅谷,如移动支付与物流,但这背后更多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全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而非技术优势。在AI热潮下,从ChatGPT到国内大厂跟进,新技术带来的商业变革似乎仍遥不可及。对于AI的付费效应与盈利模式,业界仍持谨慎态度。向企业收费、向用户卖广告的传统模式,难以摆脱旧有框架。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中,中国互联网巨头已逐渐掉队,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